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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青年,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3篇
第一篇: 作为青年,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它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那你就没了上进心，没了积极性，蔓延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衰落，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规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带动他们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两级分化还很严重，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当前难以实现，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 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按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富在先，甚至为了国富，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如果说，在“国富优先”政策下，“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此时，在“民富优先”背景下，“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60年，在我看来，在追求“国富优先”上，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30年，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后30年，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优先追求“国富”，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正因此，调整发展思路，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
第二篇: 作为青年,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十二五规划重提共同富裕，是让更多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的成果。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至出现了“发展中的停滞、富裕中的贫困”的不和谐现象。用来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逼近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而同样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所占份额高达50%。五中全会“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预计到“十一五”期末基尼系数有望维持在当前的0.45水平。
一、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我们应该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呢？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何为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但是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平均主义。邓小平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逐步走上共同富裕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大政策提出来了。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影响和推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
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从贫穷到温饱、小康再到富裕，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艰难过程。，全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共同富裕，也不等同于先富。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的目标所规定，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只是手段。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归结起来，主要包含四个层次：一个总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一项大政策———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先发展；
一条主渠道———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
一个大原则———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问题。十几年来，中国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确富裕了起来，先富已经得到落实，但共同富裕尚未落实。我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是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超越。
如果说拉开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价段，那么现在就应该是进入调节贫富之间差距的第二价段了。
三、如何调节贫富分化的收入差距
对从宏观层面看，我国要调节贫富分化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就要加大政策投入，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达到均衡发展。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直接的重要因素，“孔雀东南飞”、“民工潮”等现象正是这种发展差距及收入差距的真实写照。近来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国可持续均衡发展，达到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极其重大的经济、政治意义。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在缓解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和与此相关的系统的有效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在制度上、政策上进行创新，调节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一是要在制度上确保公平致富、合法致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保护和鼓励公平竞争；
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要通过不断改革，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上保证每个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获得合理收入的起点和选择机会均等，消除产生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譬如，逐步取消实施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管理制度，除了可以直接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效率之外，对于个人而言，其实就是提供一种制度平等。这是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当前，制度建设的突出重点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要大力整顿当前不合理的分配秩序，打击非法致富及不正当致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清理灰色收入（合法不一定合理的收入）。应当说，从我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看，对违法、非法收入的界定是清楚的。但近年来，不正当致富、非法致富的问题日益突出，愈来愈引起人们的不满却得不到有效解决。问题之所以如此甚至更趋严重，也许主要是因为不正当收入往往与其他灰色收入及合法合理收入裹在一起，甚至与权力本身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网联在一起，因而对这种收入从真正判定到实施限制（如公款消费）乃至取缔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当然包括各种管理监督制度的建立健全）可能受到权力、关系的干扰和抵制。另一方面，对收入分配的这种整合不仅需要加大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力度，还需要直接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即需要很高的治理成本投入。财政投入不足正是实践中的关键之一。此外，也与我们对这种成本的认识不足密切相关。其实，无论是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维护市场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行考虑，与价格欺诈、偷税漏税、走私贩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行为对经济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和损失相比，政府适量增加这种成本投入无疑是值得的。换言之，打击各种非法致富行为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是最低的。
二是要在政策上确保合理致富。政府通过合理的税收、财政、产业政策等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是抑制收入差距趋于扩大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可以显著影响个人收主状况，因而税负公平对于人们的合理致富极为重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直接有调节作用的当然是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长远看，征收遗产税也可明显抑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在目前，个人收入所得税依然是我国税收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主要的问题，一是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是相互分离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
二是个人的收入透明度太低；
三是税率缺乏差别。例如，农村几乎所有的税费都具有“人头税”的特点。如何建立统一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如何提高个人收入透明度，逐步实现个人所得税帐目化征管，从而发挥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从我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需要来看，必须强化个人收入累进税制。其它税种也可以影响个人收入分配。例如，农村的各种税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就很大。基于农民几十年来对国家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城乡差别的扩大趋势，我们认为，适当降低农业方面的税负是合理的。对于当前巨大的行业收入差别，可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开征类似于特种税种的垄断税，对某些个人收入高的非垄断性行业暂时提高其原有所得税率，从而达到抑制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之目的。不能以为这是税赋不公平，会影响经济的公平竞争和效率。相反，垄断本身就阻碍了公平竞争，也缺乏效率，它实际上意味着对其他行业的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公平，最终必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征收垄断税可作为对垄断的某种程度的限制，也可视为对行业性收入差距的调节；
而在转型时期，那些非垄断性行业的过高的利润和收入很大程度也往往是由于某些特殊机遇造成的，这种机遇对其他行业来说也是难言公平的。总之，通过调整已有的税收政策或制订出台一些新的税收政策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个人多交点税，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支持国家的建设，这既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也是共同致富的目标要求。财政政策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制定和实施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实施转移支付等来缓解和改善低收入者的困难。譬如，继续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已有的扶贫政策、地区倾斜政策、产业优惠政策、生活生产救济政策等来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缓和乃至消除人们因这种差距而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和不公平感。长期以来，国家财政政策明显偏向于城市居民，从共同富裕的要求来看，应该改变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的发展。财政政策应该在缩小地区差距及城乡差距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显然，健全、合理的财税政策对于建立合理、公平而有效的分配秩序，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至为重要。
三是在社会主义上要帮助共同致富。要建立、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手段，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保障其基本生活。要大力倡导全社会对贫困者的扶持和救助，进一步强化各项扶贫济困政策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更有这个责任，要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扶贫济困上起先富者的作用。
四、具体措施
1、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多数人如农民、城镇下岗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等并没有从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取得多少实惠，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幅提高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
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
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2、完善社会保障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和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的。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它不但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包括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3、健全财税制度
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等。此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4、加强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一些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进而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建立相关法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办教育、办慈善事业或修路等。
5、降低垄断收入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尚短，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很完善。原有的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并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的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6、继续“两大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享受了优惠的政策，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东部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实践证明，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
五、从华西村看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也是华西人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穷生乱，富生安。贫穷建不成和谐社会、幸福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也建不成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华西村家家富裕，也不是没有差别，不过是富裕之间的差距不大。
华西人总结出：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致家家富，共同富更要精神富，共同富要先富帮后富。吴仁宝反复讲：“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
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我们先富起来的，有责任、有义务，带领欠发达的村庄，共奔小康。”华西始终坚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华西扶贫支出1亿元，培训各地基层干部1万人，带动10万人脱贫。宁夏华西村、黑龙江华西村发展致富以后，己移交给当地。2001年以来，通过“一分五统”(村企分开；
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的方式，将周边16个村，“并”入华西共同发展。无论是建房筑路，还是移坟迁墓，老百姓无一句怨言，一通百通。大华西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三守促勤劳，小康步步高”。已直接或间接使周边村上万人就业。老年人按月领取保养金。已经造好的和正在建造的50多万平方米的新房，3年内再造19.8万平方米的公寓小区，可节省土地200亩。华西为周边村支付修桥筑路、村民福利等八项计7470多万元。“一分五统”是体制、机制的一大创新。周边村村民走上了文明、富裕之路，华西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华西村坚持兼顾公平原则，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调控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保证了村民们共同富裕的实现。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华西人具体做到了：
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充分的就业条件，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必要前提和保证。在华西村，人人有工作，个个有工资，残疾人和退休不愿清闲的老人，都一样机会均等，这是最大的社会公平。
二是集体宏观调控，在收入分配上对干部职工采取不同政策。共同富裕也是有差距的，做到了“既拉开档次，又不脱档”，既要不吃“大锅饭”，又不搞“独吃饭”。达到了承包班子担风险，职工无风险的目的。
三是积极平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华西是合作经济，集体控股，个人参股。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第二个来源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实际上就是对华西村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除工资、奖金、保养金外，村民每人每年还享受一定数额的福利待遇。第三个来源是股金资本分红，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入股。
六、总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同之路；
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江泽民强调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胡锦涛突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等重要论述为主要线索，系统地梳理和充分地展现六十年来几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纵观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实践和探索，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共同富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已经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共同富裕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篇: 作为青年,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能否实现之我见
共同富裕，这个中学学习政治时候接触到的词汇，当初认为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共同富裕。先回忆一下共同富裕的概念；
①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②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③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在以上基础上我想讨论3个问题：
①共同富裕最终达到的状态是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么？从内涵上，共同富裕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协调共进，是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全面进步。但社会发展到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物质方面上来啦，精神方面下去了，在建设的时候是否把天平倾向于物质一方？30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片面地强调富裕、单纯地鼓吹富裕，“富裕”就变成一个坏人心术的词汇，什么GDP至上，土地财政，牺牲环境牺牲资源，甚至牺牲主权，为了所谓的“发展经济”不择手段；
什么假药假酒假食品，地沟油，毒奶粉，化学酱油，勾兑醋，福尔马林的火锅，染色馒头、注水牛肉„„所有为了追求金钱的丧心病狂的行为，不免是受“富裕”蛊惑而坏了良心造成的结果。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等这些道德滑坡，都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障碍。就目前来看要实现共同富裕最起码要解决它们，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精神境界，要人们放弃某些利益。道德不断被冲击挑战着，教育也被盖上阴霾，利益关系又错综复杂，涉及天朝的利益改革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共同富裕就给人一种遥遥无期的感觉。
②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很多人都会认为结果是恰恰相反，没富的还在帮富了的创造价值，而富了的还在欺诈没富了的。在我看来，是有这么一种现象，但不是全部。中国的有
钱的慈善家还是有很多愿意拿出钱来资助他人，有钱人创立起了公司商店，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部分人就业、富裕。况且先富的不一定是一部分人，还可以是一部分地区，比如珠三角、沪三角等，这些地区吸引了多少人，创造了多少人发家致富的故事。人们是因为贫富差距大而引起的不满，如果跟以前比，我们确实是富了；
跟别人比，我们是穷了。
③什么才叫富裕，共同富裕又要共同到什么程度？富裕是个含义模糊、难以界定、无法量化的概念。有车有房就叫富裕？人人有车有房就是共同？标准不明确！但我想肯定地是，共同富裕这个模糊的目标确实有起到一个指引作用。人们朝着这个目标，建设起了小康社会。
我并不否认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但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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